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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为什么需要酒和毒品

处事交往 seosee 3850℃ 0评论

今天我想写一写“瘾品”对人的危害,可举笔时却半天找不到感觉,因为我不吸烟不喝,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成瘾的嗜好,所以找不到上瘾的体会。但是我想起了在 我的长篇小说《园青坊老宅》中塑造的一对鬼兄弟,其中弟弟喝差点喝死的情节,就是来自我童年时一位邻居的真实故事。这位邻居最终还是饮酒过量,患“肝 腹水”死了,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三个孩子因为家中失去了经济支柱,后来人生的路都走得很曲折,进而又影响了他们的孩子成长成才。可见一个酒鬼父亲影响 了三代人的生活。其实,环顾四周烟酒上瘾的人比比皆是。很多人因上瘾不能自控,严重地影响了健康不说,还让整个家庭为其担惊受怕操心不已。我就曾在大街上 看到一位衣着时尚的女孩,泪流满面地在电话中苦劝远在家乡的父亲戒酒。我也曾见到用铁链把自己吸“白粉”的独养儿子锁在家中,儿子在屋里狂叫怒骂,父亲在 屋外痛苦失声。后来这位在商场上事业有成的父亲停了自己的生意,长期陪着儿子一次一次地进出戒毒所,最终儿子还是吸毒过量死了,妻子因悲伤过度精神失常,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眼睁睁地看着家破人亡。

酒和“白粉”,都是瘾品

瘾品,这个近代才产生的词语包含了表面及深层的双重意义。表面上,它涵盖了所有合法与非法、温和与强效、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与提神物质。在深层, 它则暗示着今天精神刺激物质的泛滥——含酒精与咖啡因的饮料、大麻、古柯叶、可卡因、鸦片、吗啡、烟草,以及海洛因、脱氧安非他命等等许多半合成与合成物 质,种类异常纷繁,以至人们不得不用“瘾品”这个词对其加以简要地概括。美国学者戴维·考特莱特更是将这种现象称为“精神刺激的革命”,他认为,“如今, 世界各地的人已经逐渐取得更多、也更能有效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,这项世界上的重大发展,乃是奠基于近代早期(即1500年至1789年间)的越洋贸易 与帝国扩张。”(《上瘾五百年——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》2页,戴维·考特莱特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)

无论是“革命”,还是贸易,它们的根源都是人类如饥似渴的、大规模的、普遍性的需求。或许,越是到了现代社会,人们越需要麻醉。

人类为什么如此需要瘾品?戴维·考特莱特所认同的观点是:“每个人与生俱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。儿童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,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。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故有的欲望。”

这大约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解释。除了“人类的固有欲望”之外,显然还有更现实的原因,那就是对自我的不满甚至否定,对令人郁闷的生存状态的反叛,对不快乐的 忘却,以及对快乐的迷幻式追求。因此,在历史上,几乎每种瘾品都有一个引人神往的名字:酒叫琼浆玉液,鸦片叫福寿膏,香烟叫忘忧草……

有史以来,人类便与瘾品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。甚至可以说,瘾品的发展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。在中国,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即有了酒具 和造酒用的瓮、滤缸,这说明六千年前就有了酒的制造业。晋人江统在《酒诰》中说:“酒之所兴,肇自上皇,或云仪狄,一曰杜康。”上皇,也就是传说中的三皇 五帝;仪狄,大禹的臣子;杜康,相传也是夏朝人(另一种说法是周朝人)。而在西方,公元前15世纪商业葡萄酒产量已具有相当规模,进入纪元以后,酿酒业更 趋盛行,所以《圣经》中提到葡萄酒的次数不下165次。

从本质上说,瘾品的历史就是人类为摆脱烦恼,以精神刺激制造快乐幻觉的历史。几千年来,人类的文明不断发展进步,可我们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、更彻底的快 乐,只是得到了更丰富的瘾品。尽管我们早就知道,任何瘾品都是有害的,有些甚至是致命的,它却仍然引人沉迷,而且花样不断翻新,功效不断增强,这也从反面 证明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性困境。

瘾品,如同一面魔幻的镜子,以扭曲方式将人类的愁容映现成快乐的笑脸。而归根结底,它所制造的不过是非常态下的感官幻觉。

尽管全世界都与瘾品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,但在中国的历史上,瘾品却始终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。首先,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瘾品消耗大国,就如著名学者李零所说 的,“放之则不可收,禁之又不能绝”。其次,正因为它“放之则不可收”,瘾品问题也就被历代统治者当成了关系到国家兴废、民族存亡的政治问题。环顾世界, 大概没有任何民族会像我们这样,将自己的国运与瘾品联系得如此紧密。

在古代,酒是最普及的瘾品,因此《尚书》里即专有一篇劝人少喝酒的《酒诰》。周武王以为,殷商就是因为臣民们酗酒成风才导致亡国的。引用他自己的一段原话就是:“越小大邦用丧,亦罔非酒惟辜。”——那些大小国家所以灭亡,没有不是因为酗酒带来的灾祸。(《张居正讲评尚书》271页,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),接着他又引用文王的教诲说,“无彝酒”——不要常饮酒。(引文同上)

中国人历来讲究言传身教,为了让人少喝酒,为了避免因酒亡国,除了上面的训诫之外,少不了还要找一些正面典型。于是后来就有了孟子说的:“禹恶旨酒而好善 言。”树立禹这个古代的圣君明主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。大禹不仅“恶旨酒”(美酒),甚至连同善于做酒的仪狄都疏远了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说:“古者仪狄 作酒醪,禹尝之美,遂疏仪狄。”(《说文解字》311页,许慎撰,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)

与上述这些训诫以及正面楷模相矛盾的是,古代还有另一种传说——“文王饮酒千钟,孔子百觚”,文王和孔子都是豪饮之士。而事实上,中国的好酒之风也从未间断过,历朝历代的酒圣、酒仙、酒徒、酒鬼更是层出不穷。

到了近代,鸦片取代酒成为危害性更大的瘾品。清道光年间,英帝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,向我国境内大量走私鸦片。戴维·考特莱特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 况的:“起初吸纯鸦片只是富有人家的消遣,至1830年代已经传遍宫中的太监、文武百官、商人阶层。”这种自上而下迅速蔓延的嗜毒之风,使中国每年白银外 流达六百万两,国内发生严重银荒,出现通货膨胀,也令清廷财政枯竭,国库空虚。此外,鸦片贸易更严重败坏社会风尚,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,破坏了社会生产 力,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。因此,才有了当时的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。他警告,鸦片不禁,几十年后“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,且无可以充 饷之银”。

“兵”、“银”是历代统治者赖以存在的两大命脉。中国又一次将瘾品问题提升到了关系政权存亡的高度。于是,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。这场战争 以“天朝上国”的骄傲始,以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《南京条约》终。它不仅没有使腐朽的清政权得到丝毫巩固,却以一种令人屈辱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史。

鸦片,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!

瘾品都是有害的,毒品尤甚,这是全世界的共识。问题是,由古至今,中国的官家话语体系所关心的始终是它对统治政权的危害,而不是对国民,对每一个活生生的 人的肉体与精神的伤害。被这种官家话语体系忽视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,为什么中国始终是个瘾品消耗大国?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容易受到瘾品的诱惑,不管统治者 是言辞训诫,还是树立远离瘾品的正面榜样都毫无效果?为什么外国(产自印度,由英国人控制)的鸦片只要一运到中国就能掀起全民性的吸毒狂潮,而且禁之不 绝?

首先,中国历来是个由“自然”思想主导的世俗社会,既没有超越性的崇高信仰,也没有来自宗教权威的强力约束,中国人可以完全放纵本能,毫无顾忌地沉溺于瘾品。

其次,一个更加不容否认的事实是,对瘾品的需求往往是与挫折、失败、郁闷、懦弱、无助等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,中国人对瘾品的普遍迷恋恰恰是他 们生活得不如意、不快乐最直接而无奈的反映。他们经济贫困,精神压抑,心灵空虚,而又缺少通过理性抗争改变现状的能力和意志,因此就特别需要麻醉与逃避。

千百年来,在官家话语体系之外,瘾品构成了一个系统的亚文化链条,酒文化、丹药文化、茶文化(含有咖啡因的软性瘾品)、鸦片文化、烟文化相继兴起,连绵不绝,它们以沉醉、迷幻,甚至是自残的方式为中国人制造逃避现实的快乐幻觉。

千百年来,中国的文化历来缺少人文关怀、心灵关怀,人们只有靠瘾品产生的麻醉效果弥补这个空白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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